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也是一个深刻变革的时代，而我们正身处其中。
如果时光倒流，到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许多变化已经让人恍如隔世。今天，“零零后”一代已经很难想象过去粗放发展、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状况，很难想象部分官员扭曲的政绩观、行政乱作为曾酿成怎样的恶果。正因为这些现象的存在，我们开展了持续的改革，转变发展理念，规范权力运行，推进依法治国，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系列的努力，让中国发生了深刻变化。
作为中宣部委托新华社主办的时政期刊，《半月谈》总是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发展潮流，及时发现基层问题，深切体悟群众疾苦和期盼。我有幸成为新华社记者，成为《半月谈》“本刊记者”中的一员，总想努力握好手中的笔，在中国大变革中且行且思;总想将一名记者的调查成果转化成半月谈报道的一份能量，汇入推动社会进步的热流。
在《半月谈》创刊40年之际，回首与半月谈编辑一起合作调研的点点滴滴，深感良师益友情缘珍贵：文章内外，无不是编者、记者一起见证的发展之路、规范之措。谨记之，唯愿日后继续为改革者呼，为为政者鉴，继续做一个“善政”的守望者。
给权力念念“紧箍咒”
权力是一匹烈马，一旦没有缰绳，就容易失控。烈马拉车，失去约束，就必然导致翻车惨祸。
作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新闻舆论监督就是烈马缰绳中不可或缺的一股。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只有政府带头有法必依、严格执法，国家才能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序发展。但在二十年前，有些地区执法仍然不规范，产生了许多令人大跌眼镜的案件。我在半月谈刊发的第一篇舆论监督稿件，就是刊登在《半月谈内部版》的《荒唐的“处女嫖娼案”》。2001年元月，泾阳县农家少女麻旦旦被当地派出所干警和司机带到派出所，要她承认自己有卖淫行为，在将她折磨一整夜之后，泾阳县公安局出了一份处罚裁决书，裁决书上麻旦旦成了“男性”，处罚理由竟是“嫖娼”。
在麻旦旦到咸阳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后，市公安局竟要求她做了两次处女膜完整检查，结果证明她仍为处女。随后，受害人麻旦旦将泾阳县公安局和咸阳市公安局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500万元。法院一审、二审判决：除补偿误工和医疗费外，麻旦旦仅获赔被违法限制人身自由两天的赔偿金74.66元。
在得知线索消息后，我数次采访有关当事人，但每次都不忍心，没有让麻旦旦自己介绍情况，报道重点抨击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验身”等违法荒诞行为，将社会关注焦点引导到事件反思上，同时探讨政府是否也应该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媒体对此案的报道，客观上促进了此案的后续处理。只是因为国家赔偿法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此案的结果与公众的期望有较大落差。但媒体报道和公众关注，对依法行政的推动功不可没。
岂能慷国家之慨!
呼吁建设“节约型政府”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半月谈》对基层政府浪费现象的关注。
在“八项规定”没有出台之前，行政浪费现象一度十分突出。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慷国家之慨，奢侈浪费之风盛行，行政成本节节攀升，败坏党风政风。一顿公款吃喝就能吃掉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一辆“公车”一年耗费20万元、一项“检查评比”活动耗资上百万元……
2007年，时任《半月谈》编辑孙爱东联系我和李松、李钧德、周甲禄、皮曙初等几位分社记者，想策划一篇稿子，聚焦政府浪费现象，让我们分头采访，寻找典型案例，集中曝光。
我当时正在陕北一个贫困县采访，刚好碰到一位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聊天时他有感而发，透露了公务接待中的种种问题：县上接待任务非常重，感觉是天天都在接待;接待标准经常破例“超标”;一餐饭喝上几瓶高档酒，就相当于当时一个农民一年收入;财政穷县也硬撑门面，欠着账照样要接待吃喝。这种风气在经济落后地区较为普遍，有的领导经常开的一句玩笑就是“再苦也不能苦肚子”。现在许多地方都在精简会议，推行“无会周”制度，不知什么时候会来一次“无接待周”?
我以采访对象自述的方式，揭露了基层接待浪费情况。其他记者采访了公车消费、检查评比等浪费现象。在编辑老师的精心打磨下，《基层政府浪费现象调查》终于问世。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的前5年，我们就呼吁建设“节约型政府”。此稿也被评为新华社社级好稿。
如今，公款吃喝之风早被刹住，公车改革也已全面推进，政府的各项支出都在接受越来越严格的监督。
三轮调研，
力求推动西部告别“粗放型”发展
1999年，国家启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同年，我入职新华社陕西分社。此后，西部大开发一直成为我重点报道的领域，我持续关注西部产业发展，特别是西部地区能源产业发展。
2001年9月，我参加总社组织的“西部大开发”专题调研，我和新疆分社记者武彩霞一道，坐着“蹦蹦车”在甘肃永登县沟峁间暗访“村村点火”的小水泥厂，在河西走廊了解“走廊变酒廊”的情况，在西安充当“纸贩子”走访污染严重的小造纸厂，反映了不少地方政府在西部大开发结构调整过程中，急于求成，争上项目，扶持了大量劣势企业。
我们反映的西部一些地区出现新一轮重复建设苗头的报道，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国务院多个部委先后两次沿着我们这些记者的足迹，重新调查了解情况，最终由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全国通报批评，一批“五小”企业被关停，仅永登县就有近40多家小水泥厂被炸毁。
2004年8月，我和武彩霞再次承担西部开发与宏观调控的调研任务，重走2001年的暗访路线，看一看3年前那些低水平重复建设情况是否根除。在甘肃永登县回访时我们发现，虽然过去的小水泥厂多被关停，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原来小水泥厂的厂址上，又涌现出一批国家限制发展的小铁合金、小硅铁和小电石厂，全县铁合金、电石企业已达到24家，其中一半左右没有经过环保部门审批。这次的回访见闻再次得到中央领导重视，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牵头有关部门再次对西部产业如何发展进行了调研。
2005年5月，我和内蒙古分社记者刘军、新疆分社记者熊聪茹调研西部能源产业发展情况，发现我国西部一些地区高耗能项目遍地开花，高耗能工业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许多产业园区竟堂而皇之地冠名“高载能工业园区”。我们在包头市一个高载能工业园看到，一条山谷中就密布着10多家电石厂和硅铁厂，山谷间浓烟滚滚，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味道。由于发展高耗能产业，原本电力富余的能源产区竟然出现了大规模缺电现象，个别地区电力缺口高达70%。而这些高耗能企业产品大多出口国外，这意味着在其他国家严格限制发展的高耗能产业正在向我国转移。这些“高污染”产业使西部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
半月谈编辑李力得知我们这组调研主题后，主动约稿并策划商量思路。我们三名记者到北京后，找到半月谈副总编辑张正宪汇报情况，他一番充满激情的点拨，让我们信心大增，思路一下子打开，很快采写刊发了《警惕西部成为世界高耗能产业“乐园”》。报道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社会组邀请记者座谈了解情况，并就相关问题到西部部分地区调研。
当了解到记者就是此前几组报道的作者时，他们一下来了兴致，因为座谈人员中，有好几位都曾因我们此前的报道而去实地调查了解过情况。座谈中，大家深入探讨了西部地区如何破题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的矛盾等问题。
《半月谈》一直是我采写西部产业发展稿件的重要展示平台。如一些地区假借“循环经济”的名目，将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变相“组合”或“冒名顶替”，并在项目立项、审批、税收各方面得到实惠，我和山西分社记者陈忠华、内蒙古分社记者万栋采写了《警惕“三高”企业披上“循环经济”外衣》。针对能源产区出现的利益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我和内蒙古分社记者殷耀、四川分社记者丛峰采写了《晋陕内蒙古“金三角”贫富差距调查》。
对西部产业发展的关注，让我受益匪浅。我感受到了记者的一份责任担当：记者绝不仅仅是社会发展的“旁观者”“记录者”，更是实实在在的“观察者”“推动者”。在与半月谈编辑的合作中，我深切感受到他们高超的新闻策划水平，与他们交流，每次都有收获。他们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真正做到了“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在他们的指点下，记者们也会站在更高层次上认识、分析问题，练就自己“千里眼”“顺风耳”的本领。
一篇稿件，对一家媒体来说可能只是其汪洋报道中的“一滴水”，但却可能是作者值得永久记忆、时时回味的一朵眩目“浪花”，是其业务成长的一个台阶。我为能成为《半月谈》的“本刊记者”和铁杆记者感到骄傲。
在与《半月谈》结缘的20年中，我也结识了那么多敬业、专业、亲切的编辑老师，这些才华横溢的老编辑们，虽然有的已经退休了，有的工作调动了，但他们永远都是我名副其实的良师益友。
关键词： 电石厂